追忆祖父为三仓烈士亭书写碑文的前前后后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一师粟裕司令员率部驻扎在我家祖屋西侧不到八百米的吴宝松家里，吴宝松与祖父是邻居又是好友。在吴宝松的推荐下，粟裕司令员把师部机关的重要部门——税务财政科（相当于“后勤部”）安排驻扎在祖父家中。

       祖父郑明龙（字子云），自幼聪明好学，酷爱书法，经多位名师指点，书法境界以至“真、草、隶、篆”四种字体皆精，成了当时一仓、三仓地区闻名的书法高手。加之青年时期拜安丰镇名医吴氏门下求学，深得老师青睐。学成归来，悬壶乡里，无论贫富，悉心诊治。兼对一些家境贫寒的农家或盐民子弟教文习字（书法），不取分文。被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尊称为“龙先生”。

       新四军驻扎在祖父家里的一位首长叫陈国栋，当时任中共华中局财政部秘书、苏中四分区税务局长、专署财政科长。巧的是这位首长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所以与祖父十分谈得来，不久就亲如一家人。在此期间，苏中四分区政治部主任梁灵光经常到祖父家里与陈国栋研究工作，当得知祖父是书法高手后非常开心，因为梁灵光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每来研究工作时如果祖父在家总要挥毫泼墨把书法切磋一番。就这样两位首长与祖父成了忘年之交。

       当时盘踞在南通、泰州的敌、伪、顽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新四军的军需物资十分短缺，特别是设在四分区的后方医院急需药品，两位首长让祖父以医生的职业之便想方设法采办到一批药品，解决了燃眉之急。并指示祖父在行医时注意联系群众，关注敌伪军动向。祖父在隐蔽战线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了一些贡献，深得两位首长的信任和赞许。这一年祖父过60岁生日之际，陈、梁两位首长亲自为祖父祝寿，虽然当时物资匮乏，但首长们还是为祖父定制了一米高的大红蜡烛、鞭炮……。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粟裕司令员带领四分区军民组织指挥了“三仓保卫战”，彻底粉碎了敌、伪、顽军妄想把新四军赶出三仓的阴谋。战后，为纪念“三仓保卫战”牺牲的将士，一仓的乡绅自发捐资捐物修建了三仓烈士亭，捐建烈士亭的乡绅代表请梁灵光首长（当时升任专员）为烈士亭题写横匾、楹联和纪念碑文，梁灵光专员谦逊地说：“论楷书，我还能凑合，但纪念碑文用隶体比较庄重，还是请郑明龙先生辛苦一下书写吧！”首长的吩咐，祖父当场应允，为三仓烈士亭书写了七百多字的碑文。

       从新四军领导人入驻祖父家中，到祖父按照首长指示为新四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到首长为他祝寿，让他书写碑文，处处体现出浓浓的军民鱼水情。祖父为人低调，他觉得为抗日作贡献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解放后从不对外人炫耀自己与新四军领导人的交往。偶尔在过生日时才对儿孙们说说当年首长为他祝寿的情景，还不许外传。

       文革早期，祖父已从医疗岗位上退休在家多年；医院的造反派借口他可能有历史问题需要核实，停发了他的退休工资（所幸没有批斗）。祖父不理解，非常委屈：有功之人一夜竟成了戴罪之身。于是他提笔给远在北京国务院工作的陈国栋写信，诉说他遭遇停发退休工资近一年的窘迫情况。

     陈国栋首长收到祖父来信后，当即打电话给江苏省有关领导说：“郑明龙先生的情况我清楚，不存在历史问题，他是为我党我军作过贡献的抗日积极分子，我和梁灵光同志甚至是粟裕将军都可以为他作证。”在陈国栋首长的关心下，祖父恢复了名誉，补发了退休工资。但此后不久刘少奇被打倒，陈国栋本人也受到了政治株连，与祖父失去了联系。

       文革结束后，陈国栋同志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他让到南通出差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顺道一仓看望祖父，并嘱咐如果郑老先生身体状况许可，可以接他来上海叙旧。遗憾的是当陈办工作人员到一仓之时，祖父已经去世6年了，如果祖父泉下有知，一定会激动不已。

       每当清明节，我们去三仓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时，总要去烈士亭看一看祖父当年书写的碑文；看到纪念碑上的隶书如“蚕头燕尾”秀美飘逸；“一波三折”尤显庄重。他老人家生前为我们讲述的新四军首长为他祝寿的情形；那一米高的大红蜡烛熠熠生辉，又仿佛浮现在眼前……。